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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平:深度介入文学现场

2017-11-2 14:21| 编辑: admin| 查看: 498| 评论: 0

何平五官深邃,眼角几道鱼尾纹如刀刻一般,这股老牌硬汉影星的气质给人以“长相不好看,却极有魅力”的印象。

身为学院派的批评家,何平近年来名声日隆,其频繁介入各种文学现场的姿态日益受到社会关注。他的朋友用“大器晚成”来形容他。因为他的批评文字受到关注是2000年以后的事,而他却是1960年代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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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伊始,何平主持《花城》新辟的“花城关注”栏目,以每期一个话题的形式推介新人,在圈内外搅起不小的波澜。

用何平的话说,这两年,文学界都在全力挖掘新人,各大期刊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转向90后。他一心想寻找的,是潜在的文学新生力量,而这不仅仅限于年轻的面孔。毕竟,在文学的漫漫征途上,有人出道早,有人出道晚,有的一生都在做不懈的努力、极尽各种尝试。

他放弃了简单的代际和年龄划分的方法,换个“花样”发现文学新生力量。关注的对象,可能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中年新人”,也可能是一个文学圈外已有名望的“越界新人”。第1期就关注了万玛才旦、唐棣等几位文学与影视双栖的越界写作者。

“仅仅因为他们是导演、都写小说,并不能构成把他们放在一起谈论的充分理由。在这个栏目里,自然是用电影的尺度衡量他们的电影,用小说的尺度来衡量他们的小说。”何平说。万玛才旦的《气球》在“花城关注”首发后,入选《收获》上半年短篇小说排行榜第3名。花城关注的对象,成为中国文坛关注的对象。

在文学期刊稀见剧本的当下,第4期的“花城关注”刊登了青年戏剧家朱宜的话剧剧本《特洛马克》,而差不多同时发行的第9期的《人民文学》刊登了莫言的戏曲剧本《锦衣》,“被放逐出文学”的剧本在两大刊物不约而同回归,引发了强烈共振。关于文学的疆域问题,关于当我们谈论当代文学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包括剧本的问题,在文学界掀起一股讨论的热潮。这是许久不见的热闹。

“希望通过这个栏目,找到中国当代文学中更具年轻特质和创意态度的写作,以及某些在传统文学视野外野蛮生长的新生力量,来探求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边界以及各种可能性。”作为主持人的何平说。

至于为什么选择何平来主持这个栏目,在《花城》主编朱燕玲看来,虽然做文学批评的人很多,但摆在她面前的选择其实并不多——既要有专业眼光、宏观视野,又要对当下的文学创作情况极其熟悉,更关键的是,要敢于打破那些条条框框。“何平是批评家中介入当代文学现场比较靠前的,敏锐,高效,年富力强。而且之前做 花城出发 栏目时,我们合作非常默契。”朱燕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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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介入文学现场,是何平不同于学院派的地方,也是很多同行对他的看法。

“当下文学的秩序之中,作家的分野是明显的。做学术和批评的人,关注的往往是主流作家、经典作家,对类型文学、对民间的写作者常常视而不见。我自己做研究或者指导学生也不免带有这样的偏见。在这一点上,何平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尧说。

何平认为,批评家要下判断,必须了解中国当代文学正在发生什么。但现在学院内的批评家与文学现场之间越来越隔离,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观察往往过于局部。而他这些年紧密跟踪当下文学新的发展走向,既关注传统期刊,又关注网络文学、基层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相对来说,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了解较为全面。

事实上,从现代文学批评的传统来看,批评家历来是介入文学生产最前沿的,比如鲁迅、李健吾、沈从文等。而江苏当代文学批评又承继了现代文学批评的传统,比如丁帆、王彬彬、汪政、吴俊、王尧这些人,他们身在学院,但并未局限于书斋内的知识生产,而是把文学批评做到文学生产的一线去。他们跟当代文学之间是一个良性的沟通关系。

“和前几代批评家比,江苏青年批评家学院化特征明显,温和有余,锐气不足。”在一定意义上,何平正试图以自己的方式,介入更多的公共领域发声,以促动文学批评的持续活跃,并带动全国性的文学话题。

10月14日,他和复旦大学的金理副教授联合发起的“双城(上海南京)文学批评工作坊”首期活动在复旦举行。这个工作坊以上海和南京的文学批评家为主体,邀请国内活跃的艺术家、诗人、小说家和出版人,每年就一个话题进行对话和交流,旨在为两地青年批评家构建常态的文学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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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界看来,何平是才华卓著的批评家,是热情扶持新人新作的发现者,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真诚付出的实践者;在南师大文学院的学生眼里,他是“极富个性、才情横溢、上课从不带PPT”的何老师。

对此,何平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文学课程有它的特殊性,它适合的是对话、协商和讨论,PPT会使其不那么流畅。而且文学课程是有灵感的,讨论过程中随时会被学生打开,不能被PPT所制约。”这种对话协商的教学方式显然深受学生欢迎,他每年的学生“评教”得分都是九十八九分左右。

何平出生于1960年代末的苏中乡村。“庄稼抵及门槛的忧郁而诗意的童年”对他的文学审美影响至今。“那时候的乡村虽然没有专门的藏书架、图书馆,但书籍是一本一本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散落在很多人家里,只要你有心,就能看到很多书。”令他感慨至深的是,当时村小的语文老师都读最新的文学期刊。“很多老师把阅读和写作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一点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何平的朋友喜欢用“大器晚成”来形容他。因为他的批评文字引起人们关注是2000年以后的事,但他却是1960年代生人。何平1992年本科毕业,现在已经说不清他当年为什么没有接着读学位,而是分配到一所中等师范做了老师。一呆就是十年。再回学院深造时,他已是拖家带口的中年人。

读研期间,何平追随他的导师、著名学者朱晓进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文学史研究,对现代文学的语言问题,文学与政治文化的相互关系问题等,他都有所成就。这为他由学者转身做文学批评提供了深厚的学养支撑。他对张炜、阿来、迟子建、阎连科、麦家、苏童、范小青、莫言、贾平凹等当代经典作家进行过系统研究,写作过大批作家作品论。也因此何平的批评文字总是有一种置于“文学长河”中的背景依托。

这些年,除了文学批评,何平的边界还在不断拓宽。2011年,他和汪政合著《解放阅读》,用十种方法教中学老师去多角度解读课文,包括社会历史批评、圆心批评、精神分析、叙事学批评、心理史批评、后殖民地批评和中国传统的点评法等等,试图把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最新成果应用到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中去。2012年,他还在《名作欣赏》上主持过一年“什么是健康的语文生活”的栏目。

在何平看来,现行的教育考试制度给中小学老师留下的空间很少,他希望通过一些呼吁和实践,为语文老师赢得更多的表达的机会。之所以对中小学教育倾注了这么深的情感,还是跟他在县城师范做老师的那段经历有关。

对话

文学没有单独的命运

读品:有没有很多作者找到您,希望您为他们的作品说上几句好话?

何平:这是特别正常的。我自己的批评个性是对于不利于当代文学的现象批评得比较多,很多人知道我的个性在那里。我反复强调的批评家要“批评”嘛,不批评就不是批评家。

读品:会不会因此而得罪人?

何平:作家还是要看你批评的态度是不是真诚,你的审美判断是不是准确。作家其实更看重这个东西。所以,我并没有因为我批评得比较多而得罪人,因为作家还是希望批评家说真话的。

读品:批评家作为手握话语权的人,怎么去运用这种权力?

何平: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那就是在新媒体时代,专业批评家的话语权是在弱化的,某种程度上,粉丝、读者在觉醒。在这种情况下更加要求批评家在现场。也就是我们经常呼吁的,批评家要到岗,批评家要到场。我常讲,要做一个“能批评”的人。另一个,大学里面的文学研究不能“空转”,变成一个纯粹的知识生态,这也是很重要的。

读品:您觉得您的批评和他人有何不同?

何平:朱晓进老师对我的规范化的学术训练是很重要的。我1998年回来读研,他说我知道你会写文学批评,但你现在先把文学批评放一放,你给我做文学史研究。这6年的纯学术训练对我影响特别大,训练了我的历史意识,做文学批评时会把它放在一个更宏观的视野和历史的维度中间去对照观察。文学史能够有效保证你下的判断是可靠的。

读品:对于阅读您有何建议?

何平:任何文学史研究的起点都应该是作家作品。只有大量地阅读作家作品,才能体察一个时代的“现场的质感”,才能深入那个时代,走进那个时代,挖掘那个时代。但仅将阅读范围局限于作家作品又是显然不够的,我们应该广泛地阅读美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以扩充我们的知识,开拓我们的眼界。文学没有单独的命运,因此若想对一个时代的文学精神,或者一个作家、一篇作品、一个文学史事件有深入的了解,我们只有回到历史的现场,才能更加公正地作出自己的判断。

(陈曦/文 赵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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